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來勢洶洶，全球確診與死亡人數持續攀升，令人聞風色變。文學反映人生，表現人性。瘟疫與人類的關係有多密切，與文學的關係就有多密切。當瘟疫如此重大災難降臨時，個人與社會遭逢巨變，內心與外在俱受衝擊，更是文學創作的絕佳題材。世世代代的讀者透過瘟疫文學，對於人的存在、一己的處境、人我的關係、與世界的連結有了更深切的體認。
在西方文明中，瘟疫除了早見於希臘與希伯來的歷史記載與宗教經典，也出現於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直到晚近各地的疫情與封城書寫，都是以文學面對、回應瘟疫，銘記下生命的體驗。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14世紀義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的《十日談》（Decameron）。
薄伽丘的《十日談》。Giovanni Boccaccio, Il Decamerone（Venice: Christopher Valdarfer, 1471）.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故事中是這樣描述疾病：「這瘟病太可怕了，康健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疫情的發展令人難以置信，「要不是我，還有許多人親見目睹，那麼，這種種事情即使是我從最可靠的人那兒聽來的，我也不敢信以為真，別說是把它記錄下來了」（31）。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第十天的故事講完後，當天的國王看到太陽西下，想到彼此的處境，有感而發地說：「人的本領不僅在於記得過去的事情，認識現在的事情，還在於觸類旁通，鑒往知來。多少大智大慧的人都是以這種本領而聞名於世的。自從佛羅倫斯發生瘟疫以來，滿城都是淒慘悲傷；我們為了不忍目睹這種慘狀，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出來消遣作樂；到明天為止，我們離開佛羅倫斯就有十五天了。在我看來，我們已經很好地達到了本來的目的，而且沒有發生傷風敗俗的行為」（834）。薄伽丘，《十日談》，鍾斯（方平、王科一）譯（臺北：桂冠，2020）。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波提且利於1487年以《十日談》為畫題的作品。©wikipedia
故事主角由7位年紀18到28歲不等的年輕婦女及其三位年輕男子組成，他們為了逃避城中疫病，決定前往城外別墅。這十位自我隔離的男女為了排遣時光，決定以說故事自娛，每天輪流由一位擔任女王或國王，由十人每人各說一個故事。十人十日共講了100則故事，是為《十日談》。藉由十人的多元觀點與100則活生生的故事，對於社會與人性極盡嘲諷，尤其對於宗教人士的偽善與表裏不一更是大肆批判。
18世紀英國作家狄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主角與敘事者H. F.，則採取與《十日談》主角們截然不同的態度與抉擇，呈現的是第一人稱的見聞與紀錄，當中引用了不少教區資料、統計數字、政府文件，加上主角本人耳聞目睹的人物與事件，以致被一些人視為紀實文學。
其實倫敦疫情爆發時，狄福年僅5歲，此書是他在半個多世紀之後多方蒐集資料，並運用想像力，所重建的場景，看似歷史紀實，實為結合事實與虛構之作，宜視為歷史小說，也是經典的疫情文學。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London: Printed for E. Nutt ; J. Roberts ; A. Dodd ; and J. Graves, 1722）.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狄福《大疫年紀事》。©wikipedia
1665年倫敦發生瘟疫。敘事者H.F.為一未婚的馬具商，徘徊在去留之間，在哥哥力勸之下留在城內。他的記載主要依照時序敘述疫情發展，除了提供具體數據以及官方資料與防疫措施（如封屋），並不時穿插個人親身見聞的故事，增加了可信度與趣味性。虔誠的H.F.思索疫情的發生與傳播，認為除了人禍之外，還有來自上天的旨意。遺憾的是，人性善忘，經常是好了瘡疤忘了疼……
文學家面對瘟疫，固然可用紀實的手法呈現，也可藉象徵的技巧處理。19世紀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紅死病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就是明顯的例子。
故事主角為「快活，無畏，而且精明」的普洛斯佩羅親王（Prince Prospero），他的國度裡遭到恐怖、致命的瘟疫肆虐多時。儘管生民塗炭，高高在上的親王卻不為所動，「從宮中召集了一千名健壯而樂觀的騎士淑女……退隱到一座非常偏遠的城堡式宅院」（112）。親王提供各樣的活動供眾人尋歡作樂，卻任由牆外的百姓自生自滅。
如此過了五、六個月，親王決定舉辦一個盛況空前的化裝舞會，場地共有7個房間，各有不同顏色，唯獨最後一間與眾不同，為黑屋紅窗。午夜時分，鐘敲12響，此時突然出現一位陌生蒙面人，渾身裹著屍布，上面濺滿鮮血，打扮成紅死病的模樣，令人心生反感。站在第一間藍屋裡的親王見狀既驚且怒，召人前來剝下此人面具。誰知這位不速之客毫不畏懼，欺身來到親王身旁，其他人紛紛退避牆邊。接著怪客的腳步毫不停歇地由藍屋，逐一沿著各屋走去。親王火冒三丈，手持短劍尾隨在後，兩人來到黑屋時，只聽得一聲慘叫，親王竟然倒地不起。其他人蜂湧而上，抓住的竟只是那裹屍衣和面具，底下沒有實體，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原來此怪客正是紅死病，如小偷般趁著黑夜溜進這固若金湯的城堡，那群歡樂中的男女一個接一個倒在血泊裡。於是，在午夜時分的黑屋內，時鐘靜止，盆火熄滅，「黑暗、衰敗和『紅死病』從此君臨一切，永無盡期」（116，此處譯文有修訂）。
〈紅死病的假面具〉。©wikipedia
Arthur Rackham1935年為〈紅死病的假面具〉繪製的插圖。©wikipedia
Harry Clarke為〈紅死病的假面具〉繪製的插圖（British Library item 12703.i.43）。©wikipedia
在〈紅死病的假面具〉中，作者透過出奇的想像，精確的文字，創造出一個奇幻詭異的世界，以示瘟疫之恐怖，痴人之狂妄，歡樂之虛幻，人生之無常，死亡之無可遁逃。讀者閱讀時一方面感受到恐怖的氣氛，另一方面可思索其中的深意。
20世紀最著名的瘟疫文學作品當屬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的長篇小說《鼠疫》（Le Peste〔The Plague，又譯《瘟疫》、《黑死病》〕）。卡繆不僅是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也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全書第一句就界定了此書的時空背景與性質：「這部記事中所談論的怪異事件是在194□年發生於奧蘭〔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卡繆24）。這裡的「怪異事件」指的是當地發生的鼠疫，導致封城，多人病故，而主角李厄醫師一如狄福《大疫年紀事》的敘事者，以現場見證人的觀點，留下了忠實的記事（chronique）。
《鼠疫》故事伊始，該城居民發現有些老鼠死去，起初不以為意，等到大批老鼠紛紛死去，李厄認為事非尋常，向當地政府示警，官方卻掉以輕心，失去先機。直到人們相繼罹病，死亡人數攀升，官員才宣布疫情，並且下達封城令，要求市民配合防疫措施，包括禁止在公共場所群聚與社交活動。面對疫情的威脅與官方的禁錮，市民普遍感到恐懼與孤絕，表現出不同的反應：有人坦然面對、積極處理，有人勉強接受，有人不願受到約束，有人想溜出城去，有人趁機走私發財，甚至有人不堪壓力而尋短……Albert Camus, La Peste （Paris: Gallimard, 1947）。©wikipedia
《鼠疫》故事中外地來的憤青塔盧在與李厄醫師促膝長談時便說，「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得隨時提高警覺，不要一個不留神就往另一張臉呼氣，把病菌傳染給別人」（211），並表示自己「學會了謙卑」（212）。盡分救人的李厄的說法則得到塔盧的認同：「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行為都沒興趣，我關心的是怎麼當個人」（213）。相較於塔盧，李厄「只贏在體驗到了瘟疫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友情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溫情，將來想必也會記在心裡。在瘟疫與生命的遊戲中，人能贏得的也只有體驗與回憶」（240）。Albert Camus, The Plague, trans.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8）.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身為存在主義者的卡繆，透過醫師與知識分子李厄，表現出面對生命的危脆與荒謬，必須善盡一己之力，為自己與他人創造意義與價值。卡繆，《鼠疫》，顏湘如譯，二版（臺北：麥田，2019）。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作者依時間順序鋪陳事件的進展，把原先這座「平淡無奇」、具「平靜的外表」（24），「沒有風景、沒有植物也沒有靈魂的城市」（25），隨著鼠疫的出現，市民的死亡，以及官員的顢頇無能，發展成風暴的中心。城中百姓則在風暴中以各自的方式來面對，或逃避，或求生、甚至求死，然而也促使某些人反思瘟疫的實質與象徵意義。主角認為依然必須為蒙受苦難者留下見證與紀錄，「簡單說出我們從疫災中學到的教訓，那就是人類值得讚美的地方比應受鄙夷的地方更多」（353）。
《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Blindness〕，1995）是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也是筆者所讀過最奇幻、大膽的瘟疫小說。
事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不明，只知在一個不知名國家的不知名城市裡，莫名其妙地出現了一種「白病」（102）或白盲症，患者突然間就失明，只有一位眼科醫生的太太例外，成為白盲國度中唯一的「明眼人」，如「諺語說，在盲人的國度裡，一隻眼睛的人就是王」（83），但也承受了更多的責任。
為了避免疫情擴散，軍方把罹患者拘留在一間精神病院裡集中管理，「就像痲瘋病患一樣」（89），而拘禁中的盲人非但未能和衷共濟，反倒出現彼此排擠，甚至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等到這群被禁錮者憤而縱火、逃脫病院時，才發現自己早為軍隊遺棄。於是原本同住的一群人，在醫師太太帶領下，一路小心翼翼走過「瘋狂的都市迷宮」（182），好不容易回到醫師家中，彼此照應，逐步恢復秩序，突如其來的白病不知為何也突然消逝。故事末尾，盲而復明者的兩句話引人深思：「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278）。
《盲目》全書對話完全沒有引號，也未特別為對話分段，迫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得不放慢速度，分辨是誰在說話，有時甚至必須再三重讀，以確定說話者是誰。這完全違反一般的閱讀習慣，其效果則是：欠缺標點符號視覺指引的讀者，有如盲人般不得不前後摸索，反覆確認，才能知道目前的位置，以決定前進的方向。José Saramago,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Lisboa: Caminho, 1995）.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薩拉馬戈：「流行病猖獗時，沒有誰害誰，大家都是受害者」（39）。José Saramago, Blindness, trans. Giovanni Pontier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7;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7）.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278）。薩拉馬戈，《盲目》，彭玲嫻譯（臺北：時報出版，2002）。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一較幽暗的公民身分。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握有雙重公民身分──既是健康王國的公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儘管我們都希望僅使用好護照，遲早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疾病王國的公民。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文學來自人生，折射人性。如疫情般的極端情境，既是對作家的挑戰，也是契機，讓他們透過個人的理解與體悟，深入題材，運用想像，發為文字，以激發讀者的感情、想像與思緒，透過作家殫精竭慮呈現的精采情節與生動人物，同理共感，了解人生百態，探索人性幽微，拓展視野與胸襟，以期達到張愛玲說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延伸閱讀
- 卡繆（Albert Camus）《鼠疫》（Le Peste〔The Plague〕）。顏湘如譯。二版。臺北：麥田，2019。
- 狄福（Daniel Defoe）。《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謝佳真譯。二版。臺北：麥田，2020。
- 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刁筱華譯。臺北：大田，2000。
-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Plagues and Peoples）。楊玉齡譯。三版。臺北：天下文化，2020。
- 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紅死病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愛倫．坡短篇小說全集》。曹明倫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頁112-116。
- 漢彌敦（Edith Hamilton）。《希臘羅馬神話：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余淑慧譯。臺北：漫遊者文化出版，2015。
- 劉紹華。《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臺北：春山出版，2020。
- 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王道還、廖月娟譯。四版。臺北：時報文化，2020。
-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談》（Decameron）。鍾斯（方平、王科一）譯。臺北：桂冠，2020。
-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Blindness〕）。彭玲嫻譯。臺北：時報出版，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