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與不管之間：1918至1920年臺灣殖民政府的流感防治對策

巫毓荃 | 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在此次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中，疫情嚴重國家紛紛祭出各種限制性公共衛生措施。不令人意外的，這些非常公衛措施引發許多對立。不但各國政府所願或所能採行的政策大不相同，科學家莫衷一是，社會也分裂成不同陣營。一時間，社會劃出多條戰線，交戰雙方就被政治化的防疫對策，建構出「科學／常識」、「民主／專制」、「個人自由／社會責任」等對立，對彼此發起知識、道德與文化的鬥爭。

在不同脈絡中，面對類似疫情，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防疫對策，引發不同的爭議。歷史上的例子並不難尋。就在約一百年前，一場在許多方面與今日新冠肺炎類似的流行性感冒流行，席捲了全世界，臺灣也不能倖免。疫情初起之際，臺灣醫學會提出了「關閉學校、電影院、劇場與禁止集會」的建議，引起了反彈……

一道來自臺灣醫學會的防疫決議

1918年11月2、3日，週末的臺北城內熙熙攘攘。在總督府醫學校大講堂，正舉行第13屆臺灣醫學會大會。這是臺灣醫學界年度盛事，島內數百名醫師齊聚一堂，還有遠從其他殖民地受邀與會的專家貴賓。然而，在這熱鬧表象下瀰漫著一股不安氣氛。因為，此時「流行性感冒」陰影已經籠罩全台。

從1918年春季開始到1920年年中，世界經歷了幾波可能由H1N1流感病毒引發的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臺灣也不能倖免。面對來勢洶洶的流感，醫學界當時即使仍不確定其病原為何，也非一無所知。醫生們知道此流行性感冒除高熱之外，主要呈現呼吸道症狀，多數患者為輕症，高熱於數日後即緩解，可於一兩週內完全痊癒，但重症患者會併發肺炎或其他系統疾患，甚或不治。此外，他們也知道此病乃是經由呼吸道分泌物傳播，具有高度傳染力，且剛病癒患者仍可散播病菌。

在這樣的情況下，擔任總督府研究所所長的高木友枝會長，於第二天大會開始前提出緊急動議，很快做出「關閉學校、劇場及禁止集會」的決議，同日下午由五位委員草擬出11點「流行感冒預防心得」，當中包含不要出入劇場、電影院等場所外，也呼籲人民要做好個人衛生，且修正上午之決議為「目前除兩、三廳外，全島皆有流行性感冒流行，鑑於若放置不管不知將造成多大慘害，於有流行徵兆的地方，有必要關閉學校、戲場、電影院、劇場等，並停止多人數的集會。」

從今日角度，面對已於社區內傳播的飛沫傳染疾病，臺灣醫學會的防疫對策可謂雖不中亦不遠矣。在個人與家庭衛生層次，雖然輕忽了洗手，醫學會指出了戴口罩、避免出入公共場所與接觸患者等關鍵事項。至於在公共衛生層次，在尚無疫苗的情況下，關閉學校、戲場與電影院及禁止集會等，可以說是必要公衛措施，甚至有消極保守之嫌。

「罵倒」一片．社會反彈

事實證明，醫學會的戒慎有其道理。即使是尚嫌保守的「建議」，還是引來一片批評與質疑。半官方《臺灣日日新報》隨筆專欄〈無弦琴〉，稱此決議一出眾人「罵倒」。

《臺灣日日新報》時評專欄〈日日小筆〉也就此決議有一番批評。該文首先譴責決議文中「不知將造成多大慘害」這句話太過誇張，恐令世人陷入無謂杞憂，變得「神經質」。作者認為流感畢竟不是像鼠疫與霍亂那般可怕的疾病，其所謂「慘害」也有一定限度。他提醒讀者，醫學會決議措辭應只是為了喚起世人注意，切莫過度緊張。他強調人的身體生來即具有美妙靈能，並非如玻璃般脆弱，對於病菌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防禦力，只要不是太輕忽養生，流感病菌應不足畏。他呼籲大家切實遵守醫學會建議的個人預防心得，但這並非只是為了預防流感，而是有益於衛生思想的普及。然而，作者反對關閉學校、劇場、電影院及禁止集會。他認為流感不如鼠疫霍亂嚴重，也不知將持續流行多久，為此關閉學校劇場並非適當穩健的作法，也不具有可行性。他呼籲當局冷靜慎重，切勿輕率採納醫學會建議，認為提醒民眾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以及在學校注意學童健康狀況，禁止疑似患病及剛病癒學童登校，就已經足夠了。

流行感性感冒=「四時不正之氣」導致的風邪？

對於醫學會建議的批判，還透露了一套與現代醫學迥異、但仍深具影響力的疾病觀與衛生觀。〈無弦琴〉一文將流感的「空氣傳染」，描繪為一陣吹拂過世界的疾風，流感病原乘此惡風批糜四方；〈日日小筆〉一文則引用「風為百病之本」的古諺；也有一些人考證歷史，認為流行性感冒，就是日本歷史中曾流行過的各種「風」邪。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報導與評論，認為流行性感冒乃是類似「風邪」、「寒冒」與「感冒」等風疾的疾病，其病因乃是由於「受四時不正之氣」所致，因此必須避免為外氣或寒氣所犯及激烈溫度變化。

堀內次雄的回應

對於醫學會決議引發的批評，醫學界領袖之一，總督府醫學校校長堀內次雄很快作出回應。值得注意的是，堀內並未堅持醫學會決議，呼籲當局關閉學校、劇場及禁止集會，而僅止於澄清大眾誤解，解釋醫學會建議立足的知識基礎，及宣導正確的個人預防方法。似乎醫學界本身即使對於如何防制流感有所共識，對於什麼才是適度合宜的公衛措施，卻還有些顧慮與遲疑。

首先，堀內澄清流行性感冒病原的傳播，並非如素人想像一般，乃是隨著空氣流動四處飄散，也絕不可能在一週內蔓延全世界。他解釋流行性感冒所謂的「空氣傳染」，事實上是飛沫傳染，只要與患者保持適當距離，不被其帶有病菌的飛沫噴濺，就可以避免被感染；因此，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與出入群聚場所，以及關閉學校、劇場及禁止集會等措施，並非無謂之舉，而是有效的防疫手段。他也回應〈日日小筆〉對於疫情不知將持續多久，採行激烈管制措施勢必難以為繼的質疑，指出傳染病流行通常呈現山型曲線，達到高峰會漸次下滑，不會無止盡的流行。更重要的是，疾病嚴重度常隨此曲線變化，流行初期較輕微，越接近高峰越嚴重，到了流行尾端又會再轉以輕症為主。以類似今日所謂「Flatten the curve」的概念，堀内強調防疫絕非徒勞，若能藉由個人與公共衛生措施，避免於流行頂峰染病，必然可以減輕流行性感冒的危害。

稍晚，堀內又撰寫一篇長文，分三回於《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嘗試向讀者解釋「流行性感冒」與「感冒」的差異。他坦承醫學界目前仍不確定流行性感冒病原為何，所謂的流行性感冒桿菌是否真為病原菌，仍有很大疑問。然而，流行性感冒絕對與「感冒」或「風邪」不同，其與受寒或吹風無關，而是由於口鼻接觸帶有病菌的飛沫或受病菌污染的物品所致。

防疫之上．政府該有何作為？

對於醫學會決議及其引發的爭論，殖民政府採取了折衷態度，其對於實行管制性公衛措施的遲疑猶豫，在當時並非特例。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包括日本本土在內，都未在全國層次上採行嚴格管制措施，這也是1918至1920年流感疫情如此嚴重的原因之一。

各國間有一些共同背景，讓今日看來相對寬鬆的管制措施，也未被採納接受。首先，即使重症率與死亡率遠高於一般流感，1918年流感仍是以輕症為主，此生物特性讓採行激烈管制措施不具有急迫性，也沒有充足正當性。其次，各國情況或有差異，但在政治上，以當時統治正當性的基礎、施政優先性及治理技術的發展而言，為了防治流感而施行大規模管制措施，或許並無必要性，也沒有可行性。再者，醫學與公共衛生作為一門科學及專業，當時並不具有如今日一般的社會公信力與權威。最後，社會中存在的各種不同衛生觀、疾病觀甚或人生觀，也會影響個人面對疫病的態度，以及集體的防疫作為。

06日日新報19200119 05版.jpg

本島人例行或因應疫病而舉辦的各種繞境、迎神、送神、祭祀祈福等宗教儀式，一旦疫情稍有緩解，通常很快允許舉行。如大龍峒保安宮自1920年1 月18日起一連五天舉行的重建慶成祭典，當時臺北疫情雖然已過頂峰，仍然相當嚴峻，臺北廳原本諭令延期，但在地方仕紳強力遊說下，又核准其舉行。圖為《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月19日05版之報導。

無論如何，什麼是適切、必要與可行的公衛措施，是由許多生物與社會文化因素共同決定，而且永遠不乏爭議。當今公衛措施有其科學上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但也有其歷史與社會文化特殊性。面對反對意見，需要的並不是知識、文化與道德上的對立，而是更具有敏感度的政策，與更為細緻的同理、說服與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