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傳染？19世紀中國的兩場麻風調查

李尚仁 |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2020年初爆發大流行後，這個新興傳染病除帶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同時也很快就出現疫病史常見的場景，包括政府與政治人物隱瞞與淡化疫情、恐慌和謠言流傳、民眾囤積物資、對外來者的恐懼和排斥、不同國家之間的互相指責。至於防疫與經濟活動和個人自由在政治上的拉扯，更幾乎是歷史上出現嚴重傳染病流行時，社會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本文的主題要將時間拉回到19世紀細菌學說興起前後，英國醫學界針對麻風（Leprosy）是否為傳染病所進行的研究與辯論，當時中國麻風病盛行，甚至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是麻風原鄉，本文把焦點放在西方醫界在中國、進行的兩次疾病調查。筆者認為針對細菌學興起前後英國醫界如何研究這個古老疾病進行歷史回顧，考察醫學觀點、疾病調查和帝國擴張、移民與種族主義的關聯，對於從人文角度反思這次疫情出現的種種現象，還是能夠有所啟發。

28歲麻風患者，收錄於丹尼爾森與博克於1847年撰寫專書《Om Spedalskhed》中。©Wellcome collection

手上的麻風病，收錄於丹尼爾森與博克於1847年撰寫專書《Om Spedalskhed》中。©Wellcome collection

古老恐懼再起

麻風的疾病污名歷史久遠，除外表的變化讓人心生恐懼，有些宗教或文化更賦予這個疾病負面的道德意涵。中世紀之後，麻風病在歐洲的流行逐漸消退，到了19世紀，只有挪威還是麻風盛行的區域。挪威也成為西方醫學麻風研究的重鎮。挪威醫師丹尼爾森（Daniel Cornelius Danielssen，1815-1894）和博克（Carl William Boeck，1808-1875），對柏根（Bergen）地區麻風病患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他們認為麻風是遺傳病，而且有隔代遺傳（Atavism）現象。

然而到了19世紀後期，西方對麻風的憂慮恐懼又再度燃起，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挪威醫師漢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1841-1912）於1873年發現麻風菌，為麻風傳染說再度提供學理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因素是歐洲在海外從事帝國擴張與殖民活動，使得歐洲人接觸麻風病患的機會大增。殖民經濟活動帶來勞動人口流動，其中許多人來自麻風疫區，如來自印度的長工或是來自中國南方的苦力。原本沒有麻風病例的夏威夷，於1860年代出現多起病例，在西方引起嚴重關注，不少人認為麻風是由前往當地甘蔗農場工作的中國苦力所引進。這個事件對麻風遺傳說構成很大挑戰。

攝影師湯姆森（J.Thomson）於1873年在中國福州所攝，可以看到四位麻風病患穿著厚重的衣服，站在木屋外面。 ©Wellcome collection

一群麻風病患坐在寶塔前。©Wellcome collection

耶路撒冷，一群麻風病患。©Wellcome collection

英國皇家醫師院的《麻風報告》：遺傳說

擁有眾多海外殖民地的大英帝國對十分關心麻風是否會傳染，因而在1862年委託倫敦皇家醫師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對此進行調查。皇家醫師院向世界各地的西方醫師與外交官發出問卷來調查這個問題，其報告結論是麻風並不會傳染。委員會認為麻風是種遺傳疾病，但也承認證據還不充分。皇家醫師院的報告並沒有讓爭議平息，但這份報告確實代表了某種英國醫界的主流意見。

在中國行醫的英國醫生看麻風：多元病因論

當時許多醫界人士認為中國和印度是麻風的兩大疫區，中國勞工也被視為造成夏威夷疫情的原因，因此皇家醫師院的調查報告刊出不少來自中國的回覆；此外，在中國行醫的西方醫師也常出版他們對當地麻風病人的觀察。從這些回覆與報告可以看到當時英國醫師是如何看待與討論麻風病議題。

英國醫生有些看法相當一致，認為麻風主要盛行於中國南部，尤其是福建與廣東。病患大都是下階層的窮人，生活在低窪潮濕的穢臭之地。他們的食物不營養、不新鮮甚至已經腐敗，身上穿的衣服也不足以因應天氣變化，而且衛生習慣不佳。

大致而言，這段期間在中國行醫的英國醫師採取傳統的多元病因觀點，認為氣候、環境、飲食、衛生習慣與體質都是造成病人罹患麻風的因素，他們對於麻風傳染的說法存疑，認為這個疾病即便能夠傳染，其傳染力也很弱，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

關於環境，蘇格蘭傳教醫師韓雅各（James Henderson，1830-1865）這麽說

當地人的房子地板並未墊高，無法防止地面瘴氣進入房屋中，此外居民骯髒且大多患有皮膚病。不過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患者吃的食物品質和烹煮方式都很差。

關於傳染說，漢口海關醫官立德（A. G. Reid）這麽說

中國並未採取隔離麻風病患的作法，如果這個疾病會傳染的話，那很難解釋為何麻風沒有更加廣為傳播。有個案例先生得了麻風，妻子卻未染病，也有一起生活超過30年的兄弟，卻只有其中一人染病。麻風可能是體質退化（Degeneration）所導致，所幸大部分麻風病患是男性，而且已經失去生殖能力。

關於傳染說，山東煙台的醫官漢德森（W. A. Henderson）這麽說

如果麻風會傳染的話，傳染能力也一定很弱而且一定是在特殊情況下以特殊方式傳染。

關於傳染說，北京醫官德貞（John Dudgeon，1837-1901）這麽說

病人之所以罹患麻風是由於氣候、傳染和缺乏營養這三種因素共同造成的。

關於遺傳說，英國傳教醫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這麽說

中國人相信男女麻風病患結婚，疾病遺傳不過三代，第四代的子孫就健康無事了。

關於遺傳說，「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這麽說

（他）觀察到當地允許病患彼此結婚，但禁止病患和健康的人結婚，因為當地人認為前者子孫傳到第三代或第四代時就無法生育而絕後，但後者產生的後代會一直具有生殖能力且會繼續將疾病傳播下去。

康德黎的麻風調查：移民加乘下的傳染病

英國醫界對麻風是否會傳染的看法，在1890年代出現大的轉變。這時候細菌學說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威望，給予傳染說更多的支持。在香港行醫的蘇格蘭醫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對麻風也很有興趣，並且在1890年出版了一篇標題為《香港的麻風》（Leprosy in Hong Kong）的研究報告。康德黎反對麻風遺傳說，但同時對於麻風接觸傳染說也有保留，認為即使會傳染，也只有在長期密切接觸下才會發生。他提出「住屋感染」（House infection）的說法，認為麻風感染常發生在同住一屋的人，這些人都長期暴露在相同的環境之下而罹病。他主張最重要的預防措施是要馬上摧毀麻風病患居住的房子，才能有效減少未來發生傳染的可能。康德黎更重要的主張是麻風在病患發病前就具有傳染性。他認為由於絕大多數的人都害怕與麻風病患接觸，照理說這個疾病應該很少有傳播的機會。因此，大多數的感染源一定是還看不出症狀的病人。康德黎從而斷定麻風的潛伏期很長，無異是個長期隱伏難測的威脅。由於中國被視為麻風特別盛行之地，如何因應中國移民也就成了棘手的問題。

「國家麻風基金會」（National Leprosy Fund）在1894年初舉行論文比賽，徵求各地區的麻風研究報告。康德黎把研究範圍擴展到東南亞與大洋洲，對此一廣闊區域的麻風病情進行調查。他的報告得了獎並在1897年以書籍形式出版。同年底，他也在倫敦流行病學學會（The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以較簡短的形式發表該研究的成果。康德黎認為中國就是麻風的源頭，東南亞與大洋洲在中國移民抵達之前都未有麻風的紀載，認為中國移民是帶動全球麻風傳播的主要動力。且移居國外者大多是貧窮骯髒、衛生習慣不良的下階層中國人，從而增加了傳播麻風的可能。康德黎主張加強對中國移民的醫學檢查以因應此一威脅。從這份報告可以清楚看到麻風污名結合了階級與種族這兩個範疇，印證了近年來研究種族主義的歷史學家認為階級區隔與種族主義兩者在歷史上彼此糾結而密不可分的看法。

結論

如果用現代醫學的眼光來對照皇家醫師院《麻風報告》的遺傳說與康德黎報告的傳染說，得到的結論可能是細菌學的突飛猛進使得康德黎能夠對麻風的傳染方式有正確的看法，因此他的研究優於早前落伍、不科學的皇家醫師院《麻風報告》。

然而，康德黎的幾篇麻風報告從未提到自己從事任何關於麻風的細菌學研究。他進行研究的方式，是擬定十個問題，然後向這些地區的醫師、傳教士與外交人員寄發問卷。換言之，康德黎的研究方法其實和皇家醫師院的調查很相似。康德黎之所以看來較為「正確」，是因為細菌學的觀念與想法已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疾病觀。

同時，康德黎報告的修辭與說服方式往往訴諸對移民的憂懼。19世紀是全球移民和大規模勞力移動的時代，但也是民族國家興起、反移民情緒盛行和種族主義開始高張的時代。19世紀有關麻風病傳染威脅的討論常連結到反移民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反對來自中國與印度的移工。從這些麻風調查可以看到對疾病傳染方式的看法如何連結到文化習俗、個人素質、階級、種族以及對移民的恐懼，疾病來源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變得高度政治化。在COVID-19大流行的此時，回頭省思這段麻風的歷史，還是能帶來許多值得審慎考量的社會人文課題。

【延伸思考】移工就會帶來疫病嗎？

19世紀是全球移民和大規模勞力移動的時代，但也是民族國家興起、反移民情緒和種族主義開始高張的時代。那時有關麻風病傳染威脅的討論常連結到反移民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反對來自中國與印度的移工，種族主義與勞動市場競爭兩者交織激起本國工人的敵意，並以疾病防治之名正當化排外歧視。

21世紀COVID-19能全球快速傳播釀成大流行，除了病毒本身的傳染力，更要歸因全球化後人流的快速移動。疫情初期報導焦點往往放在觀光客或商務旅行，如前往臺灣與歐美的陸客，或是新加坡商業會議爆發的群聚感染。但接下來，不論是新加坡移工宿舍或是德國與美國的肉品工廠都發生移工大規模的群聚感染。然而，這些移工感染案例的原因卻是多人同睡一房、共用有限衛浴設施，以及長期在密閉的室內工作卻缺乏足夠防疫措施所引起。移工生活條件的改善與勞動權益的保障其實是有助於防疫的，不應該將疫情怪罪於移工，而應視之為必須改良移工政策的警訊。

【延伸思考】防疫鬆緊 yes or no？

此外，對疾病的認知與防疫政策的制定常和政治經濟的利益有密切關聯。19世紀倫敦皇家醫師院的報告反對麻風傳染說和當時英國在國際上反對嚴格檢疫的立場一致。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認為細菌學興起之前，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西歐和北美有批自由派的醫師反對疾病傳染說，並認為檢疫制度是對人身自由與自由貿易沒有必要的侵犯與妨礙。當時英國是航運與製造業出口大國，更是海上強權，對於可能妨礙航行自由與貿易的國際檢疫制度倡議通常不是直接反對就是要求寬鬆規定。

這次COVID-19大流行，美國總統川普和巴西總統波索納洛等經濟政策傾向自由放任、主張放寬管制的政治領導人，一直抗拒封城等嚴格的防疫措施，多次呼籲重啟經濟活動並淡化病毒的威脅。這幾位政治人物的立場也顯示出經濟主張和防疫觀點的關聯。這次疫情各國採取的防疫策略，乃至專家的不同的防疫主張，究竟與其政治經濟立場有怎樣的關聯，應該是日後研究這段歷史應該關注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