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或其他疫病,必須當成社會文化的現象來理解:它不只是一種病,也是社會問題。時常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所帶來的憂鬱;因病症帶來的痛苦;集體下葬、無法牽手擁抱而抹滅的人性。若能從過去的經驗得到一些教示,加上人們現在的知識,在應付這個疾疫的侵襲時,我們可以掌握更多的資源。
西方碰到瘟疫時,社會文化方面的應變措施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找一個代罪羔羊,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懺悔。
在電影《第七封印》中可見在瘟疫期間遊行,用鞭子打自己,顯示悔意的「自鞭者」(Flagellants)。自鞭者在14世紀黑死病(Black Death)流行時非常普遍,民眾普遍認為「上帝在懲罰我們」,非懺悔不可。
這些儀式,可以稱之為受難儀式(rite of affliction),表面上處理天災人禍,實際上是在處理社會問題。
與西方人相同,在華人社會也認為瘟疫是一種天譴,是因人們犯了罪過所招致的後果,所以要做宗教儀式來解決。宗教的層面而言,包括佛教的咒語、「水懺」等懺悔儀式;道教的建醮與符籙、巫/乩童的治病法事等。
雖然今日的臺灣已經沒有像鼠疫、霍亂、痢疾等恐怖的瘟疫肆虐,但仍然持續舉行迎王平安祭典這種送瘟儀式。這是因為像東港的迎王平安祭典之真正目的,不僅在驅逐瘟神與疫鬼,也在於解決個人、家人以及社區的不幸,透過各種懺悔儀式來化解,可以用「受難儀式」這個概念來解釋。
根據英國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1920-1983)等學者的研究,「受難儀式」的特色在於它試圖同時處理兩種困境:一是纏繞著個人或社區的疾病(即physical affliction),一是引起天庭的神明用疾病來懲罰上述人或社區的社會問題(social affliction)。
從表面上看來,迎王平安祭典等送瘟儀式的目的是祈禳具有傷害地方百姓能力的鬼神。就儀式的內容而言,這些鬼神包括:掌管天庭相關部門的神明以及無後代祭祀或冤死的孤魂野鬼或厲鬼。
掌管天庭相關部門的神明→用「和瘟」儀式送走
無後代祭祀或冤死的厲鬼,因無人祭祀以致為虐的死去本地人→懺悔儀式處理
◎清朝初期
臺灣被認為充滿瘴癘之氣,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於1682年派兵到北臺灣時,隊上就有過半病死;1697年到臺灣任官的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一書提及:當時的士兵最怕被派遣到臺灣,若得知被派任的消息會則深深嘆息,惟恐不能平安回家;此外清朝初期東港有巡檢的官員,到此地任職者,十之八九都死於任上。此時王爺信仰主要集中在臺灣南部,但北臺灣與中臺灣也有自己的抗疫神祇,包括媽祖、和城隍爺、大眾爺等地獄司法神,加上各種鄉土神祇如萬華靈安尊王(青山王)。
◎19世紀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殤
開港通商之後,臺灣的產品變成了世界貿易網絡的一部分,但也因此讓臺灣人接觸到許多的外國細菌與病毒。到了日治初期,也有非常多次瘟疫發生,特別是在港口地區。當時這種情形也時常發生在許多亞洲國家,因臺灣衛生與防疫設施還不健全,所以情況特別嚴重。日本殖民政府以公共衛生來解決疫情,民間則透過送瘟儀式來處理。今日北臺灣的不少著名廟會活動(如基隆中元祭與放水燈、臺北霞海城隍繞境、萬華青山王繞境、新莊暗訪等)都是源自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瘟疫以及相關送瘟儀式。
◎戰後,SARS爆發,與現在COVID-19疫情期間
2003年SARS疫情爆發之際,仍然有舉行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艋舺青山王等地方守護神之繞境活動。
不過,2020年COVID-19的情況比較特別,由於它的傳染力驚人,在疫情開始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下令禁止所有廟會的大型集會活動;三月以後,包括媽祖繞境等祭典都停止舉行。這是臺灣史上少見之強烈措施,以前面談過的宮廟活動來說,臺北霞海城隍廟文化節取消了繞境活動,新莊地藏庵管理委員會決定停辦新莊大拜拜──包含農曆4月29日的暗訪至5月1日的繞境。
醫療與宗教是面對疾疫治療人們身心的一雙寶劍,當出現疫情時,各種宗教活動可以開放到何種程度?如果完全開放信徒繞境或舉行禮拜,很可能成為防疫破口;但完全不舉辦,「受難儀式」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效,人心也無法得到紓解與安慰。今日臺灣的宗教活動基本上都具有正面的功能,如何在防疫和撫慰人心的需求之間,尋求完善的平衡,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延伸閱讀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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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聰輝,〈南臺灣和瘟送船儀式的傳承及其道法析論〉,《民俗曲藝》184期(2014),頁 9-57。
- 〈瘟神傳奇 青山王遶境送SARS?〉,收錄於「台灣大代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eLFyfw2Zw,2020年7月20日點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