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文學再現與生命反思

本文介紹五部以疫病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時間橫跨14到20世紀,作家分別來自義大利、英國、美國、法國、葡萄牙。由於處理的題材是不時橫空出現的疫情,有些基本模式可循。如瘟疫在大眾渾然不覺時突然降臨,讓人措手不及;疫情蔓延迅速,無孔不入,防不勝防,以致人心惶惶,整個社會陷入恐慌;官方反應遲鈍或有意遮掩,在訊息不明的情況下,謠言流竄,迷信盛行,人人自求多福;富人與窮人的資源懸殊,災難時益發凸顯出貧富差距;檢疫與禁制,隔離與封鎖,使得疫區成為人性試煉場,彰顯了人的怯懦與英勇,以及身心靈的禁錮與自由……

 
前言:瘟疫.人生.文學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來勢洶洶,全球確診與死亡人數持續攀升,令人聞風色變。文學反映人生,表現人性。瘟疫與人類的關係有多密切,與文學的關係就有多密切。當瘟疫如此重大災難降臨時,個人與社會遭逢巨變,內心與外在俱受衝擊,更是文學創作的絕佳題材。世世代代的讀者透過瘟疫文學,對於人的存在、一己的處境、人我的關係、與世界的連結有了更深切的體認。

 
百則故事的背後:《十日談》(1349-1353)

在西方文明中,瘟疫除了早見於希臘與希伯來的歷史記載與宗教經典,也出現於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直到晚近各地的疫情與封城書寫,都是以文學面對、回應瘟疫,銘記下生命的體驗。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14世紀義大利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的《十日談》(Decameron)。

 

薄伽丘的《十日談》。Giovanni Boccaccio, Il Decamerone(Venice: Christopher Valdarfer, 1471).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故事中是這樣描述疾病:「這瘟病太可怕了,康健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病,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還要嚴重呢,不要說走近病人,跟病人談話,會招來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立即會染上了病」,疫情的發展令人難以置信,「要不是我,還有許多人親見目睹,那麼,這種種事情即使是我從最可靠的人那兒聽來的,我也不敢信以為真,別說是把它記錄下來了」(31)。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第十天的故事講完後,當天的國王看到太陽西下,想到彼此的處境,有感而發地說:「人的本領不僅在於記得過去的事情,認識現在的事情,還在於觸類旁通,鑒往知來。多少大智大慧的人都是以這種本領而聞名於世的。自從佛羅倫斯發生瘟疫以來,滿城都是淒慘悲傷;我們為了不忍目睹這種慘狀,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出來消遣作樂;到明天為止,我們離開佛羅倫斯就有十五天了。在我看來,我們已經很好地達到了本來的目的,而且沒有發生傷風敗俗的行為」(834)。薄伽丘,《十日談》,鍾斯(方平、王科一)譯(臺北:桂冠,2020)。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波提且利於1487年以《十日談》為畫題的作品。©wikipedia

 

故事主角由7位年紀18到28歲不等的年輕婦女及其三位年輕男子組成,他們為了逃避城中疫病,決定前往城外別墅。這十位自我隔離的男女為了排遣時光,決定以說故事自娛,每天輪流由一位擔任女王或國王,由十人每人各說一個故事。十人十日共講了100則故事,是為《十日談》。藉由十人的多元觀點與100則活生生的故事,對於社會與人性極盡嘲諷,尤其對於宗教人士的偽善與表裏不一更是大肆批判。

 
疫情文學:《大疫年紀事》(1722)

18世紀英國作家狄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主角與敘事者H. F.,則採取與《十日談》主角們截然不同的態度與抉擇,呈現的是第一人稱的見聞與紀錄,當中引用了不少教區資料、統計數字、政府文件,加上主角本人耳聞目睹的人物與事件,以致被一些人視為紀實文學。

 

其實倫敦疫情爆發時,狄福年僅5歲,此書是他在半個多世紀之後多方蒐集資料,並運用想像力,所重建的場景,看似歷史紀實,實為結合事實與虛構之作,宜視為歷史小說,也是經典的疫情文學。Daniel Defoe,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London: Printed for E. Nutt ; J. Roberts ; A. Dodd ; and J. Graves, 1722).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狄福《大疫年紀事》。©wikipedia

 

1665年倫敦發生瘟疫。敘事者H.F.為一未婚的馬具商,徘徊在去留之間,在哥哥力勸之下留在城內。他的記載主要依照時序敘述疫情發展,除了提供具體數據以及官方資料與防疫措施(如封屋),並不時穿插個人親身見聞的故事,增加了可信度與趣味性。虔誠的H.F.思索疫情的發生與傳播,認為除了人禍之外,還有來自上天的旨意。遺憾的是,人性善忘,經常是好了瘡疤忘了疼……

 
死亡的象徵:〈紅死病的假面具〉(1842)

文學家面對瘟疫,固然可用紀實的手法呈現,也可藉象徵的技巧處理。19世紀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紅死病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就是明顯的例子。

故事主角為「快活,無畏,而且精明」的普洛斯佩羅親王(Prince Prospero),他的國度裡遭到恐怖、致命的瘟疫肆虐多時。儘管生民塗炭,高高在上的親王卻不為所動,「從宮中召集了一千名健壯而樂觀的騎士淑女……退隱到一座非常偏遠的城堡式宅院」(112)。親王提供各樣的活動供眾人尋歡作樂,卻任由牆外的百姓自生自滅。

如此過了五、六個月,親王決定舉辦一個盛況空前的化裝舞會,場地共有7個房間,各有不同顏色,唯獨最後一間與眾不同,為黑屋紅窗。午夜時分,鐘敲12響,此時突然出現一位陌生蒙面人,渾身裹著屍布,上面濺滿鮮血,打扮成紅死病的模樣,令人心生反感。站在第一間藍屋裡的親王見狀既驚且怒,召人前來剝下此人面具。誰知這位不速之客毫不畏懼,欺身來到親王身旁,其他人紛紛退避牆邊。接著怪客的腳步毫不停歇地由藍屋,逐一沿著各屋走去。親王火冒三丈,手持短劍尾隨在後,兩人來到黑屋時,只聽得一聲慘叫,親王竟然倒地不起。其他人蜂湧而上,抓住的竟只是那裹屍衣和面具,底下沒有實體,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原來此怪客正是紅死病,如小偷般趁著黑夜溜進這固若金湯的城堡,那群歡樂中的男女一個接一個倒在血泊裡。於是,在午夜時分的黑屋內,時鐘靜止,盆火熄滅,「黑暗、衰敗和『紅死病』從此君臨一切,永無盡期」(116,此處譯文有修訂)。

 

〈紅死病的假面具〉。©wikipedia

Arthur Rackham1935年為〈紅死病的假面具〉繪製的插圖。©wikipedia

Harry Clarke為〈紅死病的假面具〉繪製的插圖(British Library item 12703.i.43)。©wikipedia

 

在〈紅死病的假面具〉中,作者透過出奇的想像,精確的文字,創造出一個奇幻詭異的世界,以示瘟疫之恐怖,痴人之狂妄,歡樂之虛幻,人生之無常,死亡之無可遁逃。讀者閱讀時一方面感受到恐怖的氣氛,另一方面可思索其中的深意。

 
人性的照妖鏡:《鼠疫》(1947)

20世紀最著名的瘟疫文學作品當屬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的長篇小說《鼠疫》(Le Peste〔The Plague,又譯《瘟疫》、《黑死病》〕)。卡繆不僅是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也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全書第一句就界定了此書的時空背景與性質:「這部記事中所談論的怪異事件是在194□年發生於奧蘭〔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卡繆24)。這裡的「怪異事件」指的是當地發生的鼠疫,導致封城,多人病故,而主角李厄醫師一如狄福《大疫年紀事》的敘事者,以現場見證人的觀點,留下了忠實的記事(chronique)。

 

《鼠疫》故事伊始,該城居民發現有些老鼠死去,起初不以為意,等到大批老鼠紛紛死去,李厄認為事非尋常,向當地政府示警,官方卻掉以輕心,失去先機。直到人們相繼罹病,死亡人數攀升,官員才宣布疫情,並且下達封城令,要求市民配合防疫措施,包括禁止在公共場所群聚與社交活動。面對疫情的威脅與官方的禁錮,市民普遍感到恐懼與孤絕,表現出不同的反應:有人坦然面對、積極處理,有人勉強接受,有人不願受到約束,有人想溜出城去,有人趁機走私發財,甚至有人不堪壓力而尋短……Albert Camus, La Peste (Paris: ‎Gallimard, 1947‎)。©wikipedia

《鼠疫》故事中外地來的憤青塔盧在與李厄醫師促膝長談時便說,「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沒有人能免疫,一個也沒有。所以我們得隨時提高警覺,不要一個不留神就往另一張臉呼氣,把病菌傳染給別人」(211),並表示自己「學會了謙卑」(212)。盡分救人的李厄的說法則得到塔盧的認同:「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行為都沒興趣,我關心的是怎麼當個人」(213)。相較於塔盧,李厄「只贏在體驗到了瘟疫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友情並記在心裡,體驗到了溫情,將來想必也會記在心裡。在瘟疫與生命的遊戲中,人能贏得的也只有體驗與回憶」(240)。Albert Camus, The Plague, trans.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8).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身為存在主義者的卡繆,透過醫師與知識分子李厄,表現出面對生命的危脆與荒謬,必須善盡一己之力,為自己與他人創造意義與價值。卡繆,《鼠疫》,顏湘如譯,二版(臺北:麥田,2019)。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作者依時間順序鋪陳事件的進展,把原先這座「平淡無奇」、具「平靜的外表」(24),「沒有風景、沒有植物也沒有靈魂的城市」(25),隨著鼠疫的出現,市民的死亡,以及官員的顢頇無能,發展成風暴的中心。城中百姓則在風暴中以各自的方式來面對,或逃避,或求生、甚至求死,然而也促使某些人反思瘟疫的實質與象徵意義。主角認為依然必須為蒙受苦難者留下見證與紀錄,「簡單說出我們從疫災中學到的教訓,那就是人類值得讚美的地方比應受鄙夷的地方更多」(353)。

 
眼不見為淨vs.眼不見為患:《盲目》(1995)

《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Blindness〕,1995)是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也是筆者所讀過最奇幻、大膽的瘟疫小說。

事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不明,只知在一個不知名國家的不知名城市裡,莫名其妙地出現了一種「白病」(102)或白盲症,患者突然間就失明,只有一位眼科醫生的太太例外,成為白盲國度中唯一的「明眼人」,如「諺語說,在盲人的國度裡,一隻眼睛的人就是王」(83),但也承受了更多的責任。

為了避免疫情擴散,軍方把罹患者拘留在一間精神病院裡集中管理,「就像痲瘋病患一樣」(89),而拘禁中的盲人非但未能和衷共濟,反倒出現彼此排擠,甚至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等到這群被禁錮者憤而縱火、逃脫病院時,才發現自己早為軍隊遺棄。於是原本同住的一群人,在醫師太太帶領下,一路小心翼翼走過「瘋狂的都市迷宮」(182),好不容易回到醫師家中,彼此照應,逐步恢復秩序,突如其來的白病不知為何也突然消逝。故事末尾,盲而復明者的兩句話引人深思:「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278)。

 

《盲目》全書對話完全沒有引號,也未特別為對話分段,迫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得不放慢速度,分辨是誰在說話,有時甚至必須再三重讀,以確定說話者是誰。這完全違反一般的閱讀習慣,其效果則是:欠缺標點符號視覺指引的讀者,有如盲人般不得不前後摸索,反覆確認,才能知道目前的位置,以決定前進的方向。José Saramago,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Lisboa: Caminho, 1995‎).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薩拉馬戈:「流行病猖獗時,沒有誰害誰,大家都是受害者」(39)。José Saramago, Blindness, trans. Giovanni Pontier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7; London: Harvill Press, 1997).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278)。薩拉馬戈,《盲目》,彭玲嫻譯(臺北:時報出版,2002)。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一較幽暗的公民身分。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握有雙重公民身分──既是健康王國的公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儘管我們都希望僅使用好護照,遲早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疾病王國的公民。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文學來自人生,折射人性。如疫情般的極端情境,既是對作家的挑戰,也是契機,讓他們透過個人的理解與體悟,深入題材,運用想像,發為文字,以激發讀者的感情、想像與思緒,透過作家殫精竭慮呈現的精采情節與生動人物,同理共感,了解人生百態,探索人性幽微,拓展視野與胸襟,以期達到張愛玲說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延伸閱讀

  • 卡繆(Albert Camus)《鼠疫》(Le Peste〔The Plague〕)。顏湘如譯。二版。臺北:麥田,2019。
  • 狄福(Daniel Defoe)。《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謝佳真譯。二版。臺北:麥田,2020。
  • 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刁筱華譯。臺北:大田,2000。
  •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Plagues and Peoples)。楊玉齡譯。三版。臺北:天下文化,2020。
  • 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紅死病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愛倫.坡短篇小說全集》。曹明倫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頁112-116。
  • 漢彌敦(Edith Hamilton)。《希臘羅馬神話: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余淑慧譯。臺北:漫遊者文化出版,2015。
  • 劉紹華。《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臺北:春山出版,2020。
  • 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王道還、廖月娟譯。四版。臺北:時報文化,2020。
  •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十日談》(Decameron)。鍾斯(方平、王科一)譯。臺北:桂冠,2020。
  •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Blindness〕)。彭玲嫻譯。臺北:時報出版,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