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來了與替罪羊：新冠病毒恐慌中的社會寓言

劉紹華 | 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2020年的世界充滿了寓言（fable）的歷史既視感（Déjà vu）。「寓言」之所以流傳後世，甚至跨越文化邊界仍能引起共鳴，正是因為其彰顯了人性善惡與社會本質。如果說「狼來了」與「替罪羊」是COVID-19恐慌下臺灣社會出現的新版寓言，我們得以從中獲得的思考或道德訓示是什麼？

本文討論的便是自2020年1月開始，臺灣在新型冠狀病毒恐慌下的集體反應，如何造成制度性的污名現象。一方面，這些集體反應具有如「狼來了」般地重複性；另一方面，在重複地警戒反應下，「狼沒來」，而輿論仍持續發現新的懷疑對象，反向合理化高喊「狼來了」的警戒，甚至從不確定的狼轉移到特定的「替罪羊」。

一如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部長所言，他於2020年9月4日出席「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開幕式時，談及我國疫情控制期間對於人權的損害，並提問「把所有可能的人都標示出來、把他們移開來，我們好像就安全了」是否真的對防疫有效？他在呼籲深刻省思之際，也強調「放棄人權，我們會喪失更多。」（葉冠吟，2020；許文貞、鄧博仁，2020）由此關注出發，我們可以思考：2020年，在臺灣的防疫治理中，社會付出了什麼人權代價？我們是否願意讓這些代價成為有益於未來社會的寓言訓示？

「狼」的隱喻及其延伸

本文指的「狼來了」，不是借喻原典寓言中因戲弄他人而自食惡果的意涵，而是借用其不斷呼喊之下狼卻沒有來的隱喻形式。強調這個隱喻形式，是為了藉以分析在COVID-19的恐慌下，「狼」究竟指的是什麼？如果「狼」指的就是想當然耳的「病毒」，那麼，關於「狼」要來了的警戒應該很明確一致。但是，若從防疫政策來看，臺灣對於「狼」要來了的警戒，表面上看似針對病毒，具體而言則又不見得。至少在2020年底以前，即使英國出現變異病毒之際，我國從未禁止持有臺灣護照或居留證者從疫情非常嚴重的歐美地區自由來臺，卻曾禁止受困湖北與武漢的國人自行返臺。後者成為臺灣邊境管制政策中的特殊案例。這群1600多名臺灣人，成為社會輿論與政府治理中關於「病毒」、「中國」的延伸引喻。

「武漢」作為疫情的起源地，在初期階段對其提高警戒確有防疫的必要性。然而，對其維持相當時間的特殊警戒則不一定是基於科學理性，還另有莫名原因。一般而言，我國對於疫區的警戒須有所分級，且應隨著時間與該區疫情狀況而調整分級。然而，在5月之前，臺灣的政策反映出對於湖北、尤其是武漢的警戒始終居高不下，比之疫情極為嚴重的其他國家或地區更猶有過之。

一提「武漢」就驚慌

這個特殊警戒不僅表現在我國官方對於「武漢肺炎」的用語上，甚至更擴及和武漢有關的臺灣人。在2月11日國際正式命名COVID-19前，疾管署新聞稿大致使用當時國際上常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科學性用語，2月11日之後官方對外發言時才改變中文說法而一致直稱「武漢肺炎」。這個名稱直到5月後才逐漸再出現調整跡象，例如，蔡英文總統在5月20日就職演說時並未提及此一用語，當時即受矚目。不過，其他政府官員的話語或政策宣導中仍經常可見此一用語。「武漢肺炎」一稱的廣泛使用有幾種常見解釋，如武漢是病毒起源地、口語好記、提醒民眾對武漢乃至中國提高警戒、合理化污名的意圖等。無論哪一種理由，都不符合國際呼籲、以及關於疾病名稱和污名的歷史性反省（劉紹華 2020：18-21）。

但當「狼」的隱喻蔓延擴大：從病毒到武漢、到中國，多重隱喻與既有的社會恐慌和對立情結相扣合，使得滯留武漢與湖北的臺灣人成為「狼來了」警戒中最不幸的群體，承擔了防疫大作戰下，對於中國的政治情緒與病毒疫病的替代隱喻。如此雙重隱喻的污名，讓防疫治理措施獲得了比平時更大的權力與正當性，得以將被貼上此特定標籤的人從公民權中隔離出去，設下了疫情期間的制度性污名與排斥：受困湖北的國人不得自行返臺。

制度性的替罪羊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湖北省各地也陸續封鎖。身在當地的臺灣人開始嘗試與政府聯繫，尤其是那些擔心春節後無法返臺工作、上學的短期赴鄂者。2月底以前，我國政府已收到約1694筆湖北受困臺人的資料（郭采彥、吳嘉堡、陳信隆 2020）。我所研究的受訪者屬於其中一個較大的微信群組，該群共有500多名臺灣居民，當中確認為常駐臺商者約7%（36人）、訊息不明者6%（32人），一般民眾佔87%（373人），包括春節返鄉探親的陸配及其臺灣家屬、去湖北旅遊的觀光客、以及短期出差者。18歲以下未成年者佔300人以上，其中小於十歲者近200位（亦可參考尼克 2020：64）。臺灣媒體或輿論多以「臺商」指稱滯留武漢、湖北的臺人，但其實有相當比例者是短期出國的一般民眾，孩童很多，他們是最亟需返臺的國人。

不論是鑽石公主號返臺飛機或湖北包機、類包機，抵臺後都有化學兵負責消毒工作。圖／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

漫長回臺路

1月29日　群組通知眾人中國國臺辦不同意臺灣陸委會要求的「撤僑」專機。

2月2日　群組突然發出將有包機返臺的訊息。

2月3日　臺、中雙方角力下，第一班東航「春節包機」載回247名旅客抵臺。因一名乘客發燒仍搭機返臺，引發輿論「木馬屠城」說。

2月5日　臺灣政府暫停原訂的後續包機。

2月25日　指揮中心要求移民署針對已蒐集資訊者予以「註記」，航空公司不得搭載管制名單人員返臺。

3月9日　傳出重啓包機的消息。這一次臺、中達成協議的包機模式是一班華航、一班東航，共載回361名旅客。華航先返臺。臺灣方與東航對於乘客搭機時是否穿戴隔離衣和面罩意見不一，一度導致東航遲遲無法起飛。臺灣媒體曾報導指稱該包機乘客「拒絕量體溫」、「拒絕穿隔離衣」，皆非事實。

3月25日　湖北解封。

3月29日　第一班「湖北類包機」從上海起飛返臺。

4月8日　武漢解封。

截至4月底共有四班「湖北類包機」從上海返抵臺灣。不管在武漢包機或類包機形式下，受困武漢與湖北的臺人被當成最令人恐慌的潛在病毒輸入者，因此，他們抵達桃園下機走出空橋時，除了必須在媒體前展現出全套防護，還得再被化學兵包圍噴灑消毒液，人身與行李都一樣。5月8日，湖北與武漢臺人不得自行返臺的禁令終於移除；不過，入境後仍需比照包機返臺者一樣「集中檢疫」，而不似當時其他地區自行返臺者的「居家檢疫」。

受困武漢與湖北的臺灣旅客下機時被化學兵包圍噴灑消毒液。攝影／尼克

對於警戒隱喻的反思

在疫情期間，臺灣社會陸續出現「狼」要來了的警戒。以受困武漢與湖北臺人的案例觀之，可見「狼」是病毒、武漢、中國等延伸隱喻的結合。對中國的警戒與防衛，形成了一種無所不包的圍堵氣氛。即使疫病已全球擴散、我國也未爆發大型疫情，但在持續警戒的氛圍下，與中國、尤其疫病源起的武漢和湖北有關的人，就成了「被披上狼皮」的替罪羊，被迫承擔起「狼來了」危機動員模式的正當性。

寓言正是為了提醒世人對於人性或社會錯誤的道德省思。污名、排斥、尋找替罪羊是非理性的社會反應，但若污名的對象隨機且一再轉移，或社會因事過境遷而健忘，那麼，這些非理性反應也許只是一時的人性弱點，值得社會反思，卻難以完全避免。在疫情之下的諸多污名化現象中，若受困湖北臺人案例成為2020年「狼來了」與「替罪羊」的寓言新解，其可能的道德訓示便是：在後疫情時代，我們應已有餘裕恢復鎮定，反思恐慌下的社會反應與行政命令，以避免未來將一時的人性弱點與治理盲點，無限蔓延，甚至上升為針對特定人群採取制度性排斥的具體政策。這便是寓言典故的醒世作用。